云迹青年｜滇西乡村里的流动电影守夜人

夜幕降临，广播里传来音乐，人们晓得要放露天电影了。各处涌出的人们，自备小板凳，看着科教片，等待着电影开场。

弥渡县的李玉华抖开雪白幕布，麻绳在青砖墙头打了个结实的结；剑川县的杨峰蹲在树旁，将线缆接入发电机，金属插头碰出幽蓝火花；鹤庆县的洪绍海在广场上忙碌着，搬桌子、拿设备、调亮度、试音响……

三块银幕，在滇西乡村同时亮起。

一段接力放映的“夫妻档”电影

“冬腊月里，老人们受不住冻，娃娃们第二天要上学，来看电影的人就少。”电影放到后半段，村子小广场上依然坐着的人寥寥无几，李玉华守在放映机旁，村里两三个相熟的大姐守着李玉华，陪她聊天到影片结束收工。

李玉华在放映电影 （弥渡县委宣传部供图）

银幕一亮，就得把片子放完——哪怕只剩三两个老人，哪怕等到凌晨。这是丈夫茶应明教她的，也是她对自己的承诺。电影散场后，李玉华要把银幕和机器收起。夜里11点，骑着她的那辆蓝色的三轮摩托车行驶在夜色中的乡村道路上，有时回到家已过零点。

弥渡县红岩镇有12个村委会，每月每村要放一场电影，每个月12场，一年就是144场。13年里，茶应明、李玉华夫妻俩共放映1872场电影。

前面的9年里，茶应明是放映员，李玉华陪着丈夫一起放映，后面的4年里，李玉华接替已故丈夫，成为红岩镇的放映员，一个人坚持继续放映。这对大理“夫妻档”乡村电影放映员，在2024年第三季度双双被评为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我丈夫这辈子最痴迷电影，在他还是小伙子时，就在生产队‘跑片’放电影。我们1992年结婚，平时在家，他一早起来就播放起各种电影里的老歌，这些歌他都会唱。”李玉华说。

李玉华的丈夫茶应明（弥渡县委宣传部供图）

李玉华家中，仍存放着茶应明曾经使用过的老式胶片放映机和电影放映培训合格证。放映机是20世纪80年代茶应明在生产队放电影时使用的。李玉华介绍，曾有一段时间，公社电影停止，夫妇俩不再放电影了，在当地做饲料生意，与各个村子的人都十分相熟，人缘很好，因此生意红火、收入可观。

2011年，大理州启动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全州告别电影胶片放映，进入数字电影放映时代。新成立的大理州星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州各地招聘电影放映员，有人找到了茶应明，茶应明放不下心中对电影的这份热爱，决定继续从事放映工作。

“当时放映员每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他为了放电影，特意买了新车来拉放映设备。”李玉华说，茶应明去世后，这辆车没有人再开，直到报废的时候，表盘的里程数停留在1万多公里，这是他放映电影所跑的总里程数。

李玉华是在陪丈夫放映电影的过程中学会操作放映设备的。“他在去世前两个月仍然在坚持放电影。一开始反对我继续放电影，不让我去学车，怕不安全。后来又怕我这么多年和他一起跑习惯了，晚上一个人不习惯，觉得有点事情做也好，又后悔说早知道还是让我早点学习。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能一个人完成放映工作。”

李玉华耐心等待天再黑一些，投影效果才会更好。

放映电影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寒来暑往，路途辛劳自不必说。从前，通往许多村子的道路不好走，颠簸泥泞、耗时很长。近年来，路修好了，弥渡县还成了“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李玉华的出行安全了许多。有时候，她会带上小孙子一起去放电影。但多数时候，李玉华还是顾虑到三轮摩托车也不够安全，“回家的时间比较晚，我一路和小孙子说话，怕他瞌睡坐不稳车。”

除了路途辛苦，电影放映员也是一个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茶应明、李玉华夫妇都与乡亲们有着多年交情，路熟、村子熟、人也熟，到村子里放电影时，村民们都会搭把手同她一起搬运设备，村委会工作人员递一瓶水、村民热情邀请去自己家吃饭，都是常有的事，不过李玉华还是坚持在家做饭吃完再出门。

“每个乡镇都有一名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员，我们偶尔也会聚到一起聊聊天，能坚持放映这么多年的都是对电影比较热爱的，假如我们有谁上年纪了干不动了，也会推荐可以接替的人。”

李玉华说，之前也有年轻小伙子加入放映员行列，真正到村里，总觉得人不熟，看到观众中途离场了，小年轻就觉得气馁，没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李玉华等老放映员碰见他，也会开导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农忙时活计多、娃娃们第二天要上学、老人上了年纪熬不住，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要好，不要觉得尴尬。”李玉华说，有的片子时长两个多小时，放映员一个月要看12遍，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热爱的活儿。

村民看电影的场景（弥渡县委宣传部供图）

放映电影，有遇冷的时候，就有热闹的时候，农村流动电影仍能给村民们，尤其是老人们带来慰藉与热闹劲。“老人们爱看以前的战争片和喜剧片，像《地道战》《举起手来》，周星驰的《功夫》，本土题材的《五朵金花》等，放《五朵金花》的时候，人来得最多。”李玉华说，“农村还有很多人怀念过去的电影，观众多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感到很有成就感和存在感。”

流动的幕布与静止的电影院

当李玉华在弥渡的夜色里收拾幕布时，百公里外剑川的杨峰正为影院的排片表画粉笔海报。

杨峰的父亲曾是大理电影公司员工，2000前后全国电影院开始改制，父亲承担起农村电影放映工作，那时，村民农忙结束后与乡里乡亲围聚一起看电影的热情十分高涨。

杨峰在展示胶片如何放映

杨峰在七八岁时就骑着自行车跟随着父亲进村放电影。杨峰回忆道，那个时候真的太热闹了，买电影票要排队，如果买不到票，他们会买站票，站在投影的白墙周围。如果遇到村民哪家杀猪，一定会打一通电话叫父亲来吃。无论父亲到剑川下面的哪一个村庄，都会有热情淳朴的村民来帮忙抬放映机、拉幕布。有一年父亲到剑川的一个小村子放《黄飞鸿》，进门的通道都快被前来看电影的村民挤满了。

从小目睹父亲因为电影放映成为村里的“大明星”，杨峰决定进入云南省电影学校学习，并于2000年毕业后投身放映流动电影工作中。父亲离世后，杨峰开着一辆面包车四处奔波放电影。甸南镇有16个村子，每个村子放一场电影，一个月就是16场。

流动电影的影片类型涵盖了爱国主义教育、农业科技推广、法治宣传等方面，既有经典老片，也有当下热映的新片。一般在放电影前，要先放音乐，随后就是一个简短的科教小短片。杨峰说，“有时候刚把放映机的电接上，音乐一响人们就知道要放电影了。”每逢节假日，杨峰还会拿出庆祝横幅挂上，增添看电影的氛围。

过去，流动电影的胶片较为特殊，保存一直是杨峰比较头疼的问题。即使在学校学过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在真正上手实践时，他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学着父亲的样子使用胶片，一边自己摸索研究。

“装配胶片是要讲技巧的，一方面，胶片在放道里面是有顺序的，从前排到后排，如果放的位置不对，电影就没办法放映了。另一方面就是音量大小，焦距和光圈的大小都需要自己去调节好。”杨峰拿出自己收藏的老式放映机，“以前的老式放映机的胶片要拿材料打蜡，让胶片保持很湿的感觉，胶片太干就容易断掉。假如发现胶片有破损，我们也要及时用胶布粘好，如果实在粘不好就需要将损坏的胶片夹掉一部分。因为一秒钟的影片有很多帧，即使夹掉一部分损坏的胶片也不影响放映。”

杨峰的电影放映老物件

随着电影技术的迭代更新，传统的胶片机被数字放映机取代，“以前的胶片放映需要放映员将放映电影的时间、地点详细记录，再邮寄回总公司。”随后，杨峰拿出一个小小的U盘，“现在只需要将U盘插入数字放映机，数字放映机本身自带的GPS系统就会将放映的时间地点上传至云端，不需要人手动记录。”

从2004年开始，20年的时间中，令杨峰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那场雨中的放映。“我记得有一次，我放流动电影的时候，幕布才搭好，电影刚开始半个小时，就开始下雨了。一般正常下雨，我们都要将设备关闭，防止设备损坏。可电影太精彩了，人们都舍不得走。”杨峰刚要将机器关闭，村里一个老人大声说：“不要关！”没办法，杨峰只能借了一把伞护住放映机，在雨中和村民们一起看完了露天电影。

放映过程中也会有“突发情况”。“有一次我们正在放着流动电影，结果就听说村里的老人去世了。我只能拜托朋友帮忙看着机器，我去看看，帮帮忙。”

在20多年的放映生涯中，杨峰早已和当地的村民结下深厚的友谊。“有时候他们请吃杀猪饭啊，或者让我帮帮忙啊，我都会去。”有一次，杨峰在放映过程中不小心弄伤了手，村民就主动帮杨峰抬机器。有时候，他也会提上一袋热乎乎的牛肉，拿去和朋友边吃边聊聊天。

“流动电影，就是用一块幕布、一个放映机，将人们串在一起的活动。”杨峰一直觉得，电影能用村民更易懂的方式向他们传达国家的政策法规，将村民时下最关心的问题用一种娱乐轻松的方式去传达，减去了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也能帮助维系良好的邻里关系，减少孤独感。

对此，杨峰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剑川县开一家仅由他们夫妻二人的电影院——红影电影院。电影院修建于2005年12月，作为当时县城里唯一一家电影院，修建时得到了不少政策支持。

红影电影院外墙

电影院的外围被杨峰用心种满了月季花，墙上爬出了紫藤，就像是漫画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甚至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杨峰通过朋友圈提前发布第二天影院会播放的三部电影，县里的小青年和孩子家长可以提前看到电影播放的时间场次。

每天早晨，杨峰和妻子会早早来到电影院开门，妻子会利索地打扫柜台，清洗爆米花机和桌椅，而杨峰会来到电影院大门右侧的小黑板处，用颜色各异的粉笔写出当日电影放映信息。直到现在，杨峰仍保留了红影电影院手写海报的传统，就像红影电影院本身，一直在早晨10点准时开门。

红影电影院的收益主要来自电影放映，但由于县城人口较少，收益有限。电影院的运营模式较为传统，没有采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如美团、淘票票等平台售票。杨峰提到，电影院依靠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参与国家的“2131工程”，每月有固定的放映任务和补贴，加上低额的影片收费，能勉强维持基本运营。“2131工程”的全称是“国家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旨在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改善农村电影放映条件，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在红影电影院内部，墙上挂有一块较大的红色宣传牌，上面是杨峰与一群戴红领巾学生的合照，写有红色电影进校园的公益活动细节。杨峰说，他的红影电影院是剑川当地中小学的公益电影基地，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红色电影，偶尔也会放映一些经典的老电影。

有时，他会奖励考试中表现优异的学生一张红影电影院的电影票。看着这些公益活动上学生和孩子们为电影感动、嬉笑、疑惑的状态，杨峰内心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对电影单纯热爱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杨峰说，在电影播放期间他不需要一直在，只要随机检查几次。他喜欢和观众一起看同一部电影的感觉，就像《天堂电影院》里一样，感受电影带给剑川孩子们的快乐与启发。

每日更新的节目单

新冠疫情是他和红影电影院最难熬的时间，也是他最想放弃红影电影院的一段时间。当时，剑川建起了第一座现代化商场，这个新商场带来了大量的高端统一化、规模化的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涌入，让红影电影院面临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现代化电影院的观影氛围，红影电影院逐渐不再受到居民的青睐。红影电影院面临的困难是设备老化、资金不足、人手短缺等问题。杨峰想过降低票价、增加场次等方法，希望留住到红影电影院观影的受众，但作用微乎其微。

就像《天堂电影院》里那句“生活和电影不一样，生活难多了”，杨峰看着空荡的影院座椅，他忽然明白，自己守的不只是胶片和数字的更迭，更是让电影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执念，只要剑川县的孩子还想看电影，他就会一直放下去。

放不下的幕布——老电影人在撑着的夜

在不远处的鹤庆县，今年69岁的洪绍海，从事农村电影放映已经50年，从最初的五人放映队到现在的单枪匹马，他累计放映电影达1万场以上。

4月，大理州鹤庆县田屯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广场上又迎来了一场电影放映。和往常一样，刚吃完晚饭的洪绍海提起放置在墙角的放映机，把“家伙们”搬上自己的老年代步车，一路听着《西海情歌》，一摇一摇地行驶在公路上。

“洪老又来放电影啦？今晚放什么？”田屯村的老人们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帮忙将放映场地清理出来。

“《三毛从军记》”，洪绍海一边回话，一边从汽车后备箱中拿出放映设备——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扫视一圈后洪绍海选了广场上最粗壮的一棵树来悬挂幕布，一边抽拉绳子将幕布升起，一边反复确认幕布是否已经挂正。佝偻的身影在广场上忙碌着，搬桌子、拿设备、调亮度、试音响。

50年间，他风雨无阻地行走在放映路上，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现早已白发斑斑，始终不变的，是那块挂得很正的幕布，和守在放映机旁，偶尔拿出自己的小相机，为放映“存档”的身影。

认真对待每一场放映的洪绍海

1972年，17岁的洪绍海从鹤庆一中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县上的粮管所工作。两年后，鹤庆县电影队在翻看鹤庆一中毕业生档案时将其选中，从此开启了他与电影相伴的一生。

掌握设备、拷贝影片、验片、修片……1976年，凭借不懈努力，洪绍海获得了电影放映资格证，放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渡江侦察记》，因其踏实肯干，很快便成了鹤庆县电影队二队队长。

每当放映队到来，村民们总是热情地夹道欢迎，并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马场的炖鸡、大碗的铜锅洋芋饭，在放映途中洪绍海渐渐和各村村民熟络起来，偶尔放映结束还会小聚一番，至今他仍忘不了那些味道。

许多人甚至步行几十公里只为看一场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洪绍海放映的一场《白蛇传》吸引了将近5000人观看，“那时我在门口收票钱，钱袋子都塞得鼓鼓的，票价只有一两角，最后竟然收到了500元。”

放映前洪绍海都会仔细调试机器，确保放映效果。

一场场电影大受欢迎的背后，也有着洪绍海对于自己放映的严格要求。场地要选择无风的、发电机的声音一定不能扰民、门口的灯光一定要亮（避免观众摔跤）、片子必须要是完好无损的（确保放映不出问题）……在他放映的1万多场电影里，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放映事故。

每次放映，洪绍海和队员们都需要携带重达数百斤的设备，驾驶着手扶式拖拉机翻山越岭，在鹤庆县的各个村庄间辗转奔波。由于交通条件不便，一次巡回放映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此外，拖拉机因为路面不平而翻车也是常有的事，放映小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抢救”车辆、检查设备和片子。所幸，每个村子都十分重视电影放映活动，往往放映队还在路上，村民们就已经派人前来迎接。但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洪绍海和他的队员们只能身背胶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在红土地上，雨天脚掌时常陷入泥土里，“整只脚全是红土，就和红脚掌一样啊。”

一双大皮鞋、一床被子、几个白面大饼……无论寒冬还是烈日，洪绍海和队员们就这样在山间走走停停，饿了就吃大饼，渴了便喝山泉水，常常一整天都在赶山路。到了夜晚，他们便将被子铺在地上席地而睡，有时遇上极端天气，放映队也会被困半路。

每一场放映，洪绍海都要拍照留档。

“真正的技术是临场应变。放映路上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保障放映正常进行，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谈及放映过程中遇到的紧急情况，洪绍海清晰记得那卷被机器劈成两半的胶卷。

放映前一天，胶卷卡在了机器的齿轮里，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放映，洪绍海通宵修补胶片。一个人，一盏灯，一瓶胶水，一卷破碎的胶卷，一节一节，耐心拼接。就这样，重复一遍又一遍地拼接，直到天亮，胶卷才被修复。多年间，不管多么精细烦琐的过程，洪绍海总能稳扎稳打，守卫好自己的幕布。

“现在好多了，不用再操心机器问题。不像之前，要时时刻刻盯着机器，简直就是做它儿子。”随着数字电影机取代了胶片电影机，洪绍海少了一些战战兢兢的时刻，这条放映路更顺了，这块幕布守得更安心了。但幕布前的人，变少了。

标语和横幅装点着场地，银幕矗立在中央，大喇叭里传出即将放映电影的通知声……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些流动的幕布，曾是第一次探触世界的窗口，是茶余饭后的美好时光，也是连接邻里的情感纽带。在短视频等碎片化消费加剧的今天，这种“集体观影”的仪式感，愈发珍贵。

白幕在晚风中轻颤，放映机的光束划破暮色，滇西的深山里亮起三盏倔强的灯。李玉华、杨峰、洪绍海，他们依旧久久站在幕布前，迎候着苍洱大地每一个夜晚的来临。

云迹青年融媒工作室 出品

作者 吴沛钊 段苏航

云南师范大学 张钰珏 李睿逸 冯婧 袁枫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易科彦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李荣